吴玉章学术论坛2019年第1期（总第92期）暨明德思想史论坛第四期（2019）成功举行

发布时间：2019.03.29

2019年3月28日晚，吴玉章学术论坛2019年第1期（总第92期）暨明德思想史论坛第四期（2019）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22报告厅成功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作了题为《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史传统”》的主题讲座，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广生教授，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喻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宋洪兵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亚民副教授参与研讨并发表评议。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郭瑜主持本次研讨。来自本校各院系和北京各大高校青年师生50余人参与了本次活动。

活动伊始，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郭瑜首先对明德思想史论坛的宗旨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刘悦笛研究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郭瑜指出，在张广生教授、宋洪兵教授和诸多前辈学人的支持帮助下，明德思想史论坛以思想史为中心，汇聚诸多杰出学人的声音，已逐渐成为吴玉章青年学术沙龙的一个重要系列，既有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流，又具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从而更好地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本期主讲嘉宾刘悦笛研究员学力深厚，有幸在沙龙2019年第一期活动现场聆听他对“巫史传统”的见解，定能帮助我们对中国思想传统产生进一步的收获和体会。

围绕中国文明起源的“巫史传统”，刘悦笛研究员展开了他的精彩讲演。从“巫”与“萨满”的区别入手，刘悦笛教授首先揭示了在中国文明起源处的“巫”的特殊性，引出了“化巫为礼”“化巫为权”“化巫为史”这三个中国“巫史传统”的基本特质。第一，本不具备“两个世界”预设及其宗教性的“巫”，经过周公和孔子对礼、乐的制作和联姻，在中国文明起源处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化巫为礼”的理性化道路；第二，在“巫”与政治的关系上，仔细考辨“绝地通天”这样的例子可知，“王”与“巫”在中国文明起源处已逐步实现了合一，为政教合一、天人沟通的政治文明道路奠定了“化巫为权”的基本性格；第三，“巫”的传统不仅实现了政治化，还在中国文明这里实现了文明化，即超越狭义的、“巫”在分工上的理性化，更在广义的价值上“化巫为史”，在文明社会中得以延续和留存。基于以上三个方面，刘悦笛研究员用“巫史传统”向在场听众勾勒出了一个情理合一的、“源于巫又超越巫”的中国文明起源形式。从这种形式的基本性格出发，不仅可以看到中国文明对“巫”这个普遍性存在的转化，更有助于我们对照这一文明道路与西方“突破性”文明的内在逻辑，更深刻地体会中国文明的智慧。

刘悦笛研究员深入浅出的演讲，引起了与谈人的深入思考。喻中教授对刘悦笛研究员的问题意识表示充分肯定，指出巫的生产机制源自秩序建构的普遍要求，在这一背景下看，“巫”和“史”的分殊也许是早期文明中权威、精神综合体的两个面向。张广生教授也从刘悦笛研究员比较文明的意识入手，指出“周孔一致”这一观察对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意义，但在连续和断裂的论争中使用“政教合一”“天人合一”等语汇描摹和总结中国文明的基本特性时，我们是否可能进一步立足自己的语言结构，超越“合一”和“分离”潜在的二元论问题？

宋洪兵副教授结合“化巫为权”和“内圣外王”的关联，强调由巫而史的过程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桩大事件，但是否能彻底用“理性化”的思路来阐发这一进程，进而，如何在现代生活中重新激唤对“内圣外王”这一传统的理解力，是从“巫史传统”中产生的重要问题。辛亚民副教授则就孔子在“巫史传统”变迁中的位置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孔子事实上对巫的传统做出了革命性的转化，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在文明延续性中理解其变迁的关键节点。针对大家的感触和提问，刘悦笛研究员一一作了回应和探讨，在进一步揭示出“巫史传统”与中国文明的关系的同时，也更生动完整地展现了这一传统对我们当代生活的意义。

在与会师生的踊跃交流中，本次沙龙于晚间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