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15
国学院教授孙闻博、文学院副教授李昕揆、哲学院副教授宫志翀、历史学院副教授张亦冰、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袁也、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阮泓华、国学院博士研究生郭畅参与研讨,科研处副处长路磊主持会议。
科研处副处长、历史学院教授胡恒致辞。
胡恒表示,人文学科的基础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相辅相成,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要求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为此,要从基础研究入手,关注学科的基本问题,将有组织的基础科研和个人自主研究有机结合,培养更多的战略领军人才。与此同时,还要打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简单区分,充分发挥人文学科基础研究的思想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孙闻博、李昕揆、宫志翀、张亦冰、袁也、阮泓华、郭畅作交流发言。
孙闻博表示,人文学科基础研究既须立足中国古代的整体知识体系,又应积极传承崇尚实证的优良学风;同时,充分开展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留意欧美、日本学界勤勉追踪考古学学术信息并注重史料审定及史料生成的研究特征。知识与价值,既相互区别,又关系密切。价值体系最终须基于自身的知识体系而生发形成。研究积极利用“量”、“质”结合下的出土文献等考古材料展开工作,有望推进对中国知识体系的更系统认知,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完整图景。故体系之构建,人文学科将肩负更重要的历史责任。人文学科基础研究在求取历史真实、提供历史解释的同时,还可总结方法,提炼概念,进而参与理论思考,对话社会科学。学校在人文、社科并重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望在未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昕揆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需要我们在科研实践中进行积极的探索。对于基础研究而言,需要深入探讨如何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进而彰显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式、思想体系、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是建构文学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最大增量”,“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建构文学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最大法宝”,“人民”是建构文学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最大底气”。
宫志翀表示,哲学学科事关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最为基础的学科。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是其时代精神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科在探索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积极响应国家和学校的战略规划和理论需求,学科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卓有成效。未来,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应考察如何突破西方理论范式,梳理中国文明独有的经验,提炼普遍的哲学概念,并能够有效的解释古往今来的世界文明经验,深入参与未来的哲学建构。此外,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的跨学科交流值得深入推进,这主要聚焦在方法论层面。社会科学诸领域已经萌发出不少方法论反思的尝试,然而其仍主要是现代科学范式下的。人文学科的范式更注重接续中国古典的学术传统,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交流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建设青年学者的跨学科交流平台极为有益。
张亦冰表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当下面临两个对话对象,其一是与西方引入的社科理论的对话,人文学科不但应为现代社科研究范式提供案例或数据,更需立足本土历史与区域特性,分析不同文化、社会结构中人的能动性,反思各类经典命题的经验前提。譬如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对货币信用来源及其财政功能的重审,对中古农村生业模式与“自然经济”关系的检讨,均有助于丰富甚至修正既有理论框架。其二是与本土悠久历史传统的对话,通过对文献记载、田野经验的深翻与检讨,重读经典文本,特别是发掘传统国家治理的技术原理,思考其与时代命题的内在关联。譬如从“食货”内涵辨析理解市场与国家财政的密切关系,从“以文书御天下”的实践机制关照国家信息渠道建设的目标与路径。在此基础上,人文学者不应停留于经验研究,仅仅满足于做反思者、批评者,更应从研究关切、概念使用、研究方法等层面,与其他学科学者展开有效对话,有意识地培养抽象与演绎能力,尝试提供具有本土特色,且富有效力的分析工具与研究范式。
袁也表示,语言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语言的科学,其基础研究的深化对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至关重要。具体到汉语研究上,首先需要更多地基于汉语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研究汉语,努力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把握汉语自身的特色。其次,需要充分借鉴数千年积累的“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将“语文学”与“语言学”相结合,对不同阶段的汉语面貌有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再次,汉语基础或本体研究的各子领域间需要互通有无、相互了解,争取做到跨古今、跨中外、跨学科、跨学派、跨语种的“五跨”精神理念,使得基础研究深入而扎实。最后,要善于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来处理和分析语言数据。通过这些技术,发现新的研究路径,为语言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阮泓华表示,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做到“两个结合”,尤其是做到“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百多年,指导中国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果,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血脉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天然结合的基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应在传统中去挖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资源。
郭畅表示,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传统人文学科内部,在多种研究文本的取舍中,对于经典文本的重视与深入。这不仅在于对经典文本本身的意义,更在于对理论创新、学科进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意义。就古代文史哲学科而言,经典文本相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似乎不易再出新见,就会有研究目光转向“非经典”。以古代小说领域为例,就曾掀起过“消解经典”“重写小说史”的浪潮。但多年成果之下,“经典”和“主干”仍没有改变。近些年来,当我们将目光放回经典文本,不仅再推进了基础文献的考证研究,而且丰富了古代小说理论建构。经典文本的再深入是产生新理论的活水源流,而且能够提供更加丰富深刻的内容和生长点,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自主性的学科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