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学术沙龙2019年第19期（总第110期）成功举办

发布时间：2019.12.25

12月23日下午，吴玉章学术沙龙2019年第19期（总第110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22报告厅成功举行。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晔先作了题为《体制内作家与体制内文学的“近世困局”——兼由“活的制度史”重观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的主题讲座，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传媒大学以及本校文学院、国学院的十余位教师参与了对谈、讨论，整个研讨、互动环节深入、热烈，由国学院谷曙光教授主持。本次活动共有师生50余人参与。

叶晔教授首先从个人视角和学界视角两方面引出本次讲座主题。从个人视角来说，叶晔教授指出，明清文学如台阁体、八股文、满族宫廷文学等“体制内”文体占据了很大比例，但是评价向来不高。对明清文学研究者来说，要如何面对这些评价不高的文体？从学界视角来看，结合目前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大文学”“泛文学”观以及从汉唐经典文学到元明清通俗文学的文学史观，是否可以对明清体制内文学总体评价不高的问题予以新解答？

接着，叶晔教授对题目中的“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内文学”进行阐释，认为体制内作家，主要指通过科举等选拔途径进入国家官僚机构的士大夫作家。“体制内文学”既指履行国家机构职能、满足国家文化需求的文学作品，还包括按照特定体式来传达政令政策、表达官员意见、处理日常公务的各类应用型文章。如果将“体制”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止于一种社会结构，那么无论“鸣盛”还是“刺时”，只要借助政府“言路”、在官僚考评体系中收获声誉或效益的文学作品，都可视为“体制内文学”。通过作家本位、体制本位和作品本位这三个方面，叶晔教授对作家能动性和体制的限制性关系进行了探讨，并结合中国历史学界中从政治史到“新政治史”、从制度史到“新制度史”的思维理路，提出在明清文学研究中，可以引入“活的制度史”，将制度表达与制度实践对接起来，探究制度的功能及其所形成的秩序落实到文学创作、批评上的过程，以及作家在这个过程中与常态的运作体制进行对话、有所作为的某种可能。

最后，关于“文学秩序”的展开，叶晔教授指出，如何建构一套“活”的馆阁文学秩序，甚至中央文学秩序，为每一位士大夫作家的研究，提供一套较普遍适用的法则，以更好地将这位作家放在鲜活的文学现场之中，更细微地认识其文学行为背后的体制性原因，是研究者应追求的目标，并从“体制与形式主义审美的关系”提出了个人断想。

叶晔教授的精彩演讲，引发了在座学者的热烈讨论。有老师从唐宋文学角度，指出明代文学的地位和价值也许在于对前代尤其是唐宋文学的梳理和理论总结。有老师从文学边界性的角度提出了看法，认为探讨体制内的文学，要明确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文深于情，有“情”的文章才算得上文学，应制诗文、八股文等文体是否可以纳入到文学中来，需要探讨。有老师认为，15世纪文学的失败恰恰就是其意义所在，15世纪是以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文学和盛世是相伴随的，如唐宋文学与唐宋盛世；15世纪后，文学在社会秩序中逐渐边缘化，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老师从文与道的关系，谈论了对八股文的看法，认为唐宋散文创作主张“文以明道”，而明代的八股文就是“文以明道”的实际落实，但是八股文却没有运作出一个新的“道”，这种失败也许不是文学形式的失败，或许是“经典”的失败。

针对大家的感触和提问，叶晔教授作了进一步的回应和解答。整场活动的气氛活跃、讨论热烈，既有学术上的深邃思考，又有前沿的展望，参与沙龙的师生一致认为收获匪浅。在与会师生的踊跃交流中，本次沙龙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