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召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开题会暨中国经济改革动力构建” 研讨会。会议旨在围绕中国人大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瑞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的研究问题、研究框架、研究思路等方面进行论证。

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邓中威致欢迎辞。

邓中威副处长代表科研处对刘瑞明老师表示祝贺，感谢在座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对科研处，科研工作的支持。并表示，科研处未来将一如既往地在原有基础上提供优质服务，使我们老师能够有更好的环境，助力学校的双一流建设这个学科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瑞明教授对课题的研究思路进行汇报。

以试点制为代表的政策试验机制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制度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然而，在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究竟能不能继续按照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新时代改革方法论的高度去认识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充分梳理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的历史脉络、引进机制、运行机制、约束机制、扩散机制、完善机制等。在上述思路下，本课题主要设置了5个子课题，分别围绕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的历史起源与演进历程、制度基础与运行方式、激励约束也绩效评估、推广模式和扩散机制，潜在问题与机制完善开展。

子课题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郑世林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其静教授、李三希教授、陆方文教授分别发表了自己看法。

郑世林研究员表示，中国之所以要进行试点制改革，是因为中国东西、南北地理距离较长，气候变化多样、民族多样，因而每个地方的诉求不同。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进行“一刀切”。试点制来自于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但目前被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试点制在中国未来改革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这个议题非常重要。

杨其静教授表示，研究思想史或历史本身，对人具有很大的启发，因而中国试点起源问题具有很高价值。如果我们把中国改革的试点机制和历史经验挖掘得很好，就能够凝练出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逻辑，就能上升到能够在全球推广的，有借鉴意义的经济学的理论，甚至不排除中国经验在发达国家中也会产生一些连锁反应。

李三希教授表示，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试点机制的改革十分重要。这里面具有两层意义：第一，既有的机制设计理论成果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的现实，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能够产生一些有意义的原理性、指导性的成果；第二，中国一些实践的总结和提炼也有可能成为推进机制设计理论的突破口，形成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理论成果。

陆方文教授表示，为什么试点往往是成功的，但是在推广吸收时就各有千秋差异？这是中国试点制运行中需要着力破解的难题。将随机试验和试点进行一个结合，在试点过程中增加一些试验因素，在试点之后再增加一些推广方面的切入，有利于我们对政策进行科学评估，并完善整个政策模式。

特邀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杨汝岱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江艇副教授分别进行点评和建议。

刘守英教授充分肯定了课题研究问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指出，课题研究内容从历史到试点经验的提炼，到政策，到理论等，具有较高的系统性。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建议进一步将研究问题进行聚焦：一是，中国的制度创新方式具有其特殊性，课题需要研究中国通过试点机制推动制度创新的公共政策一般化问题；二是明确试点范围，对试点进行分类和细化；三是以中国历史经验和制度创新理论为突破口，将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形成一般化的理论；四是进行科学的试点绩效评估。

杨汝岱教授对课题论证给予了高度评价。课题研究思路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强调的地方包括：一是站在方法论的高度对历史经验进行梳理；二是系统回答为什么要进行试点制，强调试点制的重要意义；三是着力解决如何进行试点制改革。试点制往往是对既有体制、法律法规的突破，应构建一个更加包容的环境，激励地方勇于探索和创新；四是建议课题研究应该结合具体案例展开，有利于深入认识试点的实际运行情况和存在问题，以及增加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李明教授表示，课题选题特色鲜明，是一个学科交叉题目，符合当前学科建设的方向和导向；课题设计十分细致，在问题梳理、研究思路等方面具有充分体现；课题框架系统完整，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标志性概念。课题在未来研究过程中，建议进一步在精准定义试点的基础上，梳理出一个试点清单，以了解基本事实。通过结合代表性的试点案例分析，厘清试点运行机制。并且，重视方法论的统筹和团队建设。

江艇副教授表示，课题论证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示范，值得大家学习。但课题在政策评估方面仍然面临着一定的挑战，这也是未来课题研究需要着重把握和完善的地方。一是政策评估的目标。西方国家的政策评估主要关注市场的培育，具有明确的评估目标，但往往也会因此遗漏掉许多重要信息；二是反事实的思考。这种反事实并不是针对传统的政策是否实施的思考，而是对政策如何实施的思考；三是试点经验的可推广性。基于中国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还是转型国家的经验，还是更为一般化的经验，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