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路：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

发布时间：2019.05.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2018,(3):83-101

作者：李路路  王 鹏

作者简介：

    李路路，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组织研究。代表作有：《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国社会的单位组织：权力、资源与交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当代中国社会心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文章摘要：

    本文关注的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态度的变迁趋势。本文首先分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在不同维度中变化的基本情况，然后分析中国人社会态度变迁的基本模式。

    本文对社会态度变迁的分析是建立在社会态度研究的三个分析性维度上，即认知、情绪反应和行为意向；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2005年和2015年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总体来说，学者们在形式上将社会态度变化的趋势大致总结为三种基本模式，即；社会态度变化的大众化/一致性假设(massificationhypothesis)，不均衡假设或结构性假设，以及碎片化甚或是两极化假设。本文借助于上述三类社会态度变迁模式的分析，提出如下竞争性的假设。

1. 一致性假设

    这一假设基于大众化假设，它的实质是强调现代化的巨大力量对人们态度和行为一致性的型塑: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作用下，中国社会态度在各维度上都朝着一致性的方向变化，且不同群体的社会态度趋于一致。

2. 不均衡假设

    社会态度变迁的速度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影响态度不均衡变化的因素主要是那些结构性因素，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不均衡又因中国社会同时经历的巨大体制转轨过程而被放大、强化和复杂化。因此，本文假设：户籍、教育、职业等结构性因素会影响社会态度的形成。

3. 极化假设

    社会态度出现的分化不仅表现为一般的差异，甚至有可能出现极端化的对立。与不均衡假设不同，极化假设下的社会态度不仅表现为不均衡的情况，态度变化的方向在不同群体间甚至截然相反。因此，本文提出:由于中国社会在各方面呈现出的日益分化趋势，例如，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的趋势，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也会朝向两极化方向变化。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本文进一步提出：城乡差别、教育和职业有可能导致社会态度的极化。

本文的分析结论如下：

首先，在2005—2015年这十年间，中国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整体朝良性方向变化，个体幸福感、收入合理性、政府评价、行为开放性以及政治参与意愿都在提升，这与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密不可分。对个体收入合理性以及社会收入不均合理性感知的提升，反映出民众对于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的接受程度在提高。另外，个体信任感、孩子上学机会公平感则出现下降。后者可视为机会公平感。尽管对于收入分配不均的容忍度在提升，但对于机会不公平的关注使得后者的得分相较十年前要低一些，这也体现出转型期中国人“患不均，更患不公”的特点。

其次，不同群体在社会态度方面的变化方向基本一致，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社会共识破裂的状况，至少在社会大众层面如此。这一点符合社会态度变迁的“一致性假设”，其背后是城市化、工业化、教育标准化和社会流动等现代化的强大力量，这些因素使得民众的观念朝某共同方向发生改变。社会大众社会态度变迁中社会公德感的提升以及行为开放性的增强就体现了这一点———民众对于违反公德行为的反感程度增加，但对一些私人领域越轨行为的容忍度提高。

第三，群体间差异的变迁趋势。与整体态度变迁方向的一致性不同，态度内部的群体差异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方差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幸福感、个体收入合理性、社会公德感的群体差异在缩小，而社会公平感以及政府评价的群体差异则明显增大，其他态度指标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呈现不同的变化。在私人生活领域，不同群体的态度趋向于一致，但在公共领域社会态度的差异化增强。城乡户籍、不同教育程度以及不同职业群体的民众对于个人生活层面的观点相似性增强，这一点符合“一致性假设”，也可以用现代化过程加以解释。而政府评价的群体异质性意味着利益分化背景下不同群体对国家权力的期待日趋多样化，因此对政府施政行为的满意度虽然在提升，但同时差异化也在不断扩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公平感的差异，如前所述，民众的机会公平感十年间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内部的群体差异性也在扩大。这一现象或许比纯粹的极化更令人担忧。因此促进教育公平、增加弱势群体发展机会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