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1.25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摘要:在17世纪全球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和欧洲同时出现大规模的国家崩溃,也都按照各自的政治逻辑,开启新一轮国家构建进程。清代中国通过重构“大一统”国家观,实现了多民族、大规模的国家统一。欧洲则兴起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政治理论基础。清代中国虽在东亚地区一家独大,却没有西方传统帝国的强权,有力维持了东亚整体的长期和平状态。欧洲多国体系虽以追求“均势”和实现永久和平为目标,却始终无法摆脱因生存竞争带来的战争压力,导致爆发“军事革命”和“科学革命”。仅仅运用源自欧洲经验的国家理论对明清易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演变进步与否进行评判,注定是一种从“欧洲中心论”出发的片面之见。
作者简介:朱浒,现任清史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研究》编委。199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2002年在清史所获得博士学位。2002至200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4年至2009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期间任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2009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至今。专业研究方向为清代灾荒史、近代社会经济史和晚清史,承担及参与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